“稳中求进”是今年政策的主基调，也就是说“稳”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稳”的环境就不要谈“进”，所以，我们今年在宏观调控、金融监管中也应该能看到“稳”这一导向。

那么什么是“稳”呢？过去几年，我们能看到“稳增长”、“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限”这些政策导向，在2015年A股股灾发生后，我们还能观察体会到“市场价格稳定”的政策氛围。以上几种分别是从，增长稳、系统稳、价格稳的几个角度来体现“稳”的导向的。除了这几种稳，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其它的“稳”，比如秩序稳，就是维持系统内的原有秩序；功能稳，就是让系统能正常发挥它原有的功能，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异化。

如此多的“稳”，它们是一个方向的么？它们是能自洽的么？这些“稳”能否同时实现呢？个体四处都稳，未必整体稳，整体不稳，个体是肯定稳不了的，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去思考“稳”。就像很多地方和国家的历史问题，不放在世界史的体系里是理解不了的。

系统论早就有深刻的结论，系统内部的稳定来源于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即系统调整自身来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的能力，系统内的调整来源于一系列向准稳态的负反馈作用，简单而言，就是冷了，就保暖加温，热了，就散热降温，对于自适应恢复稳态最关键的就是两个能力，第一，信息获取能力，即知冷暖的能力，第二，学习应对能力，即如何保暖或降温的能力。

对应于经济金融体系，各主体都有自己的信息途径，但最有效的要数市场价格这个信息，价格在大多数时候是资源调配的指挥棒，是最有效的信息，个体也对其最敏感，因此，价格作为一种信息大部分时间是不应该维稳的，维稳是对信息的扭曲，信息扭曲了，系统将会被引致更加不稳定的状态。比如，螺纹钢、煤炭价格暴涨，反映出螺纹钢、煤炭相对短缺，如果继续加大供给侧压缩力度，同时干预螺纹钢、煤炭价格会造成系统更大的不稳定，如果当2016年底国债期货跌停后，就简单关闭国债期货市场，而不知国债期货市场正在给现货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关闭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将更是一塌糊涂。在2012年到2014年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其它货币汇率而言非常稳定，利率又相对高，基于人民币资产的套利交易利差高，波动低，风险收益比极高，于是大量资金进入基于人民币的套利交易中，在离岸市场甚至设计出如TRF这样的复杂杠杆化衍生品，这类产品在2015年纷纷爆仓，制造了巨大的市场波动，可见，价格持续稳定，市场缺少弹性波动就容易造成加杠杆和套利，一旦去杠杆开始，市场会更加不稳定。价格信息作为非常灵敏的信号，应该被调控者利用好，找到问题根源，顺水推舟，而不是抵制和封杀，汇率问题目前就纠结于此。（当然，当市场出现信息异化时，即市场向参与个体传导信息的时候形成了巨大的正反馈过程，比如羊群效应形成了巨大的泡沫，这时候，监管干预是必要的。）

对于第二点，系统的学习应对能力，这不是天生的，系统是在随机性和因果性的主导下，通过迭代进化形成了学习应对能力的，这实际上也是生命的智能来源。系统各部分通过随机的交互和相互反馈形成自身的稳态目标，通过对外部随机冲击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自身，不断试错，形成了学习机制，这就形成了系统对环境的自适应，这些自适应可以使得系统看上去似乎富有智能，甚至还能适应从未遇到过的冲击，而不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绝对的秩序实际上是机械系统，而不是智能自适应系统，而机械系统的稳定性是很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打破刚性兑付对信用债市场有促进稳定的作用，这使得市场投资者开始对信用风险进行主动管理，降低了信用债市场的脆弱性。所以，强调绝对的秩序稳定，常常会增加系统的脆弱性。传统秩序与自发秩序相协调往往会形成既相对稳定的，又有利于创新的系统。

三十年前，为了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巴塞尔资本协议从微观个体稳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一套关于个体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但之后的三十年，金融危机并没有减少，大家发现原来个体微观稳定并非系统宏观稳定的充要条件，金融体系的网络反馈结构和激励体系也极大的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在金融领域中，经常面临着一个业务风险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薄，但由于市场规模的增长，业务还能带来客观的利润，于是大家抱着侥幸的心态，做着击鼓传花的游戏，抱着只要不砸在我手里就好的心态，继续做着风险越来越大的业务，先停下来的人，反而会受到惩罚，如果再加几层委托代理关系，职业经理人的理性选择往往是 “在音乐停之前，继续玩儿下去”，于是，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对于参与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的激励约束是必须择时，价值衡量就会弱化，大量趋势跟随的羊群效应就会出现，这自然加大了系统的不稳定性，然而，这几乎是市场的本质属性。我们遇到的金融危机常常不是从未听说过的“黑天鹅”，却是有种种征兆的“灰犀牛”，只不过，我们总是抱着侥幸的心态，或是对避险患得患失。

过去二十年中，金融监管总是争论这个问题，当我们不能断定市场已经存在很大泡沫并具备较高的风险时，我们是否要在泡沫破裂之前进行监管？实际上，这个争议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就是信息是否充分，是否有足够信息了解市场的状态；第二是价值判断标准，绝对的价值判断是很难成立的，大多数是相对的价值判断才能成立；第三是激励是否相容，由谁来抑制潜在的不稳定性，市场自身还是外部监管。

由以上三个问题可以得出治理系统性风险的三个工具，第一，就是有一个非市场化的监管主体主动根据系统宏观情况进行调控，这就是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第二，系统信息透明化，让个体更容易甄别系统的情况，第三，要有持续的随机小波动，小冲击，来刺激个体的风险意识，降低个体杠杆的收益风险比，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强调绝对的稳定，恰恰是系统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本文删减版曾发表于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