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当前中国金融业的关键词，大家都在忙于创新，却往往不知道为什么创新。

中国现阶段为什么迫切的需要金融创新,为什么五年前十年前不提金融创新？这必须要从中国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谈起。金融体系的基础作用是配置资金，上世纪九十年代，商业银行是配置资金的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也依靠央行再贷款，1997年时，央行总资产的一半均来自于央行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债权，同时，商业银行和信贷政策有相当多政府主导的成分在，政府通过影响商业银行而主导了社会资金的配置，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现象，可以看出，九十年代社会资金的供给和配置都依赖于政府；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商业银行基本实现自主经营，预算约束逐步硬化，国际收支大量盈余带来储蓄高速增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也摆脱了央行再贷款，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也已经下降到不足总资产规模的5%，尽管仍然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基本可以说商业银行自身已经起到了配置社会资金的主体作用。在这一阶段，商业银行通过自身雄厚的资本金，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配置社会资金。

而近两年中国国际收支盈余迅速下降，实体经济被迫加杠杆，越来越依赖金融体系融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超过20%，超过GDP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新资本协议约束下，通过银行自身利润的积累，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只能以15%左右的速度扩张，资本约束下,银行依靠自身资产负债表提供的融资已经无法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于是需要大力发展节省资本金的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需要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支撑，直接融资可以节省资本金的原理在于其必须基于信托责任和高效率的金融市场配置社会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无论从制度、基础设施还是从投资者教育来看都尚未达到支持直接融资迅猛发展的需要。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催生出了银行表外融资，它的资产多来自于银行的授信客户，资金来自于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各种非标产品对接，在这种模式中，客户与银行并未基于信托关系，也没有实质性的提高金融体系配置资金的效率，却实质性的节省了银行的资本金。

可以说，银行理财业务的开展是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获得的监管红利，它使得银行可以通过变通形式以高于基准利率吸引资金，再通过银行的信用优势、渠道优势吸引了大量资金，令资金没有脱离银行体系。这与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资金大量转移到共同基金中的现象大相径庭，也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共同基金获得资金后会通过金融市场配置资金，而银行体系获得资金往往依然在原来熟悉的信贷资产市场上配置资金，原因在于，银行积累的核心能力是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而在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上较弱，因此，较少市场风险的融资类非标产品受到了银行理财资金的欢迎，配置此类资产时，只需考虑授信和收益覆盖就可以了，和传统的信贷业务实质性差别不大，由于其节省了资本占用，这一资金的成本优势很高，拉低了非标产品的收益率。

曾经流行一时的三方同业业务，也同样是资本套利业务，利用了同业往来与融资性保函资本占用较少的优势，降低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利率，从而形成了低成本融资的渠道，但这样的业务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没有实质性提高，其面临的风险也和信贷基本相同，却降低了资本保护，这种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实质上是监管套利，监管套利也无可厚非，市场机构是利益驱动的，据统计美国70%以上的金融创新都属于监管套利的范畴，金融创新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惟有领先一步才能获得大部分的利润，这也是创新的原始动力所在，而判断这样的创新是“进化”还是“肿瘤”，需要市场和监管共同参与。

金融创新会对未来金融体系的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银行理财业务作为一种创新令未来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依然扮演了最重要的资金配置机构的角色，如果银行理财资金大部分投入非标准化资产，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就很难快速发育，“资产证券化”就只能变成“资产非标化”，银监会8号文对银行理财资金配置非标产品的限制标志性的将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搬回了市场化的道路，体现了金融监管的推动方向是金融体系进一步市场化，但金融监管的顶层制度设计仍并不够清晰，不同监管机构目标似乎也并不一致，这也使得市场机构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瞻前顾后、畏惧不前。

“金融创新”成了自上而下的过程，原因也很直观，自是以前的监管太过严格，市场已经失去了创新意识。以往监管越严格的金融子行业，越不适应这种“自上而下”的创新潮，以往监管不甚细密的行业中，“自下而上”的创新蓬勃发展。这两种创新方式各有优劣，“自上而下”的创新力度大，规划配套好，但从洋人那照搬抄袭来的未必都是现阶段市场需要的，往往雷声大雨点小，“自下而上”都是市场草根迫切需要的，但往往是钻监管空子，以创新之名，图监管套利之实，缺乏统一协调。合理的创新模式应是基于一种进化系统的，市场不断提出各种创新需求，监管形成一套“引导、试点、验证、筛选“的框架办法，去芜存菁。

当前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框架迫切需要一套统一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