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关于经济是否二次探底的争论与2009年经济是否“V”型复苏一样没有意义，只需发改委把项目审批略放宽松，下半年GDP照样可以保持高增长。与其加入一场连概念都没有定义清楚的讨论，倒不如观察一下中国经济筋脉与骨骼的变化。

时逢年中，笔者借着拜访各地客户的机会，得以一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艰难转型。这次转型可以说比1998年至2001年的转型还困难。上一次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在全球新兴市场危机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由消费驱动转向投资驱动，20世纪90年代最终消费占中国GDP比例平均达到57%，而资本形成仅占36%，而在21世纪初的八年中，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平均猛跌至41%，而资本形成占比上升至49%。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猛增，但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业手中，于是投资过剩、消费不足成为必然。

风水轮流转，这一次危机轮到发达市场了，发达国家被迫削减开支以积累储蓄，而中国面临着降低储蓄的压力，一场骨移筋措的变革正在进行，而任何变革的初期都有切肤之痛。

前一次转型内有房改的支撑，外有欣欣向荣的出口拉动，而如今高房价几乎吃空了普通人家三代人的储蓄，外国人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难赚，让经济主体顺畅的“花钱”谈何容易。

笔者在浙江见到的几位做外贸的私营企业老板，无不叹气订单的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汇率的叵测，加工类私营经济为主的地区，企业不愿进一步投资，银行放贷都十分困难。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很多都琢磨着尽快上市，把未来的现金流贴现出来，落袋为安，或是转行投资房地产，或是干脆交给别人打理。

企业家们也想不再愿意让下一代从事这个辛苦微利的行业，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金融专业。在金融业里，能力、关系、美貌都能迅速转化为现金流，本来在金融业食物链最顶层的私募股权基金，倒成了时下最常见时髦的工作。这就像只有一百只羊却有一千只老虎的生态圈一样不可思议。企业的储蓄似乎没有了去处，大家对做本行业的投资兴趣都不大，却都看着别人的行业似乎有利可图。大部分所谓PE都惦记着赶紧把手中刚买来的企业包装一下上市，高价卖给大众。

金融街正在走向“主街”的对面。尽管初级劳动力确实面临所谓“刘易斯”拐点，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却在不断贬值，当前新毕业的研究生甚至拿不到5年前本科生的薪水，为了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继续掏着父母的腰包。

整体来看，劳动者收入在初级分配中所占比例尚未显著上升。中国初级劳动力虽然有部分供给的问题，但是，城市里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让很多劳动力不再愿意出来务工，这也影响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出门时梦想着能省下钱来多给家里寄些贴补也化成了泡影。人们感受到的生活成本的上升比公布的CPI高的多。仅靠劳动力市场自发的调整难以完成收入分配改革的任务，并且，对消费贡献最大的城市中间层往往被政策所忽略。

与东部的浮华与凋敝共存不同，中西部却是另外一番天地。大型制造企业正在进一步扩张生产能力，很多项目原本都是进口替代型的，而掌握基本技术后，也开始转为出口，国外的订单虽然利薄，但是合同金额庞大，大量基建项目正在等待发改委的批文，东部转移来的企业正在平整大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缺少的只是资金。未来东部的“闲暇”资金转向中西部应是大势所趋，随之而来的是东部产业向服务业转型，而中西部承接东部制造业的转移。而这一产业成功转型的前提则是中国的分配改革成功的提高了资金的消费倾向。

无论分配制度改革的效果如何，未来的中国必将进入大众消费的时代，电影、旅游、百货、医疗保健、传媒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分配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决定着未来居民消费是靠收入提高支撑还是靠借贷杠杆支撑，如果只是像美国在本世纪初一样仅仅提供了宽松的信贷环境，那么眼前的浮华将终成一梦。